ln 中国社科院2008年1月3日发布了《2008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》，称通货膨胀劫贫济富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明显。
将发展视为人类力量的杰作，容易被引向一个歧途，即转而相信发展是可以被人制造（make）出来的。这是非常自然地，因为，我们在经验中形成的心智引诱我们去相信，但凡力量，总是有着某种固定的来源。
在宗教意识中，这种关于力量的幻象又被进一步扩大了。关于工业革命与发展的全部讨论，就是在这一迷思之下展开的。在我们的经验中，一个企业制造产品，并不影响其他企业制造产品，而且，如果它们使用相同的工艺，那么就可以预期他们将制造出共同的产品由于人的力量，发展的光荣被记在人类的名下，而由于人类力量的无限性，人类便开始幻想所谓的普遍发展了。近代虽然杀死了旧神，但它同时为人类创造了新神。
进入专题： 普遍发展 。这种巧合，一旦被置于制造与发展的相互联系中，倒也是自然而然了。传统的温州商业模式，即做市场、带工厂，也一路转为接单工业。
怎么会呢？温州总不像东莞那么依赖外销吧？听到我的问题外行，钱金波决定细说从头。当时的情形是国际大公司拿着大订单来，看上哪家，全部生产线都要了，条件就是为外需贴牌生产。接单工业就不同了，一旦国际市场需求减缩，没了订单，就像电灯突然拉掉，屋子里马上漆黑一团，谁也摸不着门。钱金波在谈判中才算明白了接单模式的利与弊。
温州鞋业原本是内向为主的，大约六七年前开始大规模转出口。更要命的是，那时我们鞋业老板的平均年龄也就是30来岁、40来岁，现在40多岁、50多岁的，打拼不动了
第一，是把两个同步（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、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）作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一个总目标，这个思路已经很明确了，而且同步不是虚的，应该是实际的，这一块已经列入国家规划，可能会给政府造成一定的压力，但是目标已经形成。政府对问题判断应该到位记者：垄断行业的国企对实体经济，尤其是中小企业利润会产生挤压，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？迟福林：垄断行业要打破垄断，在竞争性环节放开，既对垄断行业很重要，也对民营经济发展很重要。中小企业能够解决农民工就业，自主创业企业主也能成为中等群体重要来源。现在需要多方面解决这一问题。
第二，现实问题很突出，政府收入要有适当的限制，因为政府的收入在提高，企业收入在提高，劳动报酬在降低，这个问题也很清楚，总体劳动报酬的增长是比较慢的。3.大家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问题看得很清楚，但现在公开透明度不够，很多腐败问题掩藏其中。第三，财产权利的确立和保护为重点的制度安排。现在中等收入群体只占20%，中国处在消费主导的转型中，社会处在一个转型中，20%的中等收入群体与这一转型不符合，现在到了全面解决中等收入群体如何加快发展的时候。
对改革方案，开始的时候期望值可能不要太高，但是总的趋势是往前推的。第二，政策性调整，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。
这个判断到位，决心和魄力才能不是一句空话、一句口号。三是加大公共投入，医疗、教育（包括职业教育，高等教育）、文化等的投入，形成中等收入群体的一个基础。
在今年两会临近结束时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表示，在我任职的最后一年，政府还将要做几件困难的事情，第一件事情，就是要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。来源: 21世纪经济报道 进入 迟福林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收入分配改革 。最重要的是，政府对问题的判断应该到位，明白现在利益失衡是一个突出矛盾。二是改变制度安排缺失的状态，一部分农民也可以变为中等收入群体，为什么变不了？很大的问题是土地产权制度缺失，农民财产性收入没有制度保障的话，则难以成为中等收入群体。按照这个要求，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在今年之内就会出台。而拉动消费，就需以改变收入分配体制为入口，破除收入分配不公、家庭收入占比和消费率下降等问题，构建一个橄榄形的社会。
中国已经超越日本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。石油、电力、烟草，职工占全国职工人数8%左右，工资福利分配占全部职工的50%以上，这对改变收入分配格局有很大影响。
如果10年达不到40%以上的比例，则会成为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的大问题了。怎么才能做？一是靠政策调整，现在出台的有些政策要考虑有没有利于中等收入群体，即便是即将出台的房地产税也要考虑有没有利于中等收入群体，这个牵动大局。
在中国经济进入中速增长阶段，如何改变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，正在形成的共识是要拉动消费。记者：结构性减税应该从哪一方面入手解决？迟福林：首先是个税有进一步调整的空间，个税实际的征收很不到位，尤其对高收入群体很多成本交到企业去了，真正交的是白领，零打零算的，所以个税的调整无论是标准还是实际的手段都要考虑。
但基尼系数的不断扩大，正在逐步蚕食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。第二，政府的自我改革的问题，二次转型以改革为重点，政府自身利益倾向改变和职能转变的问题是核心。比如前不久国务院提出政府财政收入全部公开，温总理发表文章《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》，这些东西只能往前走。那么，即将出台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有没有形成共识？在今年就要出台的时间约束下，是否能出台一个完善的方案？这一方案又是否能够落实？带着这些问题，本报记者专访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。
记者：2010年发改委曾上报了一个版本的方案，但是被退回修改，今年在压力之下出台的方案，会不会是各方部委在博弈中形成的一个妥协产物？迟福林：这个担心不必要，有几件事大家现在看来很明确。记者：改革中政府扮演什么角色？很多事情本身是政府对自己动刀子。
2.在收入水平低这一块，刚刚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中间数，贫富差距有扩大的趋势，中低收入群体没有感受到实际的增长。第二，看到中国无论是经济转型还是社会转型，对社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依赖性在增大。
第三，不仅仅是对社会体制改革，还对中国转型发展的全局有决定性的影响。要靠鼓励创业，经济发展不能仅仅靠大企业，这一块有很大的空间。
第三，观念的问题，政府要形成共识，到底转型发展改革中的突出矛盾是什么？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利益关系。我的想法是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的时候，中等收入群体比例至少不能低于40%，那就是说现在每年至少需要有2个百分点要提高。第三，各方面反映的问题也很突出，部委再博弈，基本的事实不能违背，这包括：1.收入水平不是高了而是低了，因为物价水平上涨了，农村这两年虽然是2位数的增长，但对多数人来讲收入水平总体来说变低了。凭垄断得高收入，这种状态对民营经济发展不利。
第二，对中小企业减税。迟福林：第一，推动者的角色，没有政府的顶层设计和推动，是没办法推动的。
垄断行业改革以后会改变收入分配的大结构。增加中等收入者比例记者：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，最容易的切入点在哪里？迟福林：第一，增加中等收入群体
增加中等收入者比例记者：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，最容易的切入点在哪里？迟福林：第一，增加中等收入群体。二是改变制度安排缺失的状态，一部分农民也可以变为中等收入群体，为什么变不了？很大的问题是土地产权制度缺失，农民财产性收入没有制度保障的话，则难以成为中等收入群体。
